国际城市规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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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对抗场地（counter-sites），异托邦是生活中身体体触（haptic）感受的另一种真实空间，有别于虚构空间。异托邦或异质地方与“镜象作用”有关──在虚象空间中看见自我己的能力。在自我缺席之处，看见自身，关乎镜子的虚构空间与异托邦之间微妙的互动，即在主体不在的地方，看到自身，我凝视自己，在我所在之处重构自我（self），这是建构主体性必需的反身性计划，也是象征空间的力量。

(2)卡斯特的《都市问题》（The Urban Question,1972[1977]）（比法文版《空间的生产》早两年出版）的立场全然不同，是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式的。他用简短但严厉的措词批评了列斐伏尔的理论论点及其过于主观的取向[4]--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不应只被书斋里的学者所了解，尤其要面对真实的社会运动者。这一批评确实是致命的要害。在1968年学运中，列氏在《进入城市的权利》（Le Droitàla ville,1968）的诸多提法，换来的直接是现实世界中残酷的警察暴力相对，学生头破血流。与其说，他们的争议是同一左翼社会学学院（两人同属南特校区，即巴黎第十大学）的同事不和、文人相轻（研究后工业社会议题的历史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和卡斯特师徒与列斐伏尔的意见分歧），或者说，年轻的卡斯特在学生群与学运中的吸引力给予列氏年龄上的压力，倒不如说是实践的理论取向上的知识争议。这一点更为重要。在《资本主义的存活》（1973[1976]）一书中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对卡斯特的回应。在接受了一些学术批评后，列氏也全力撰写理论密实厚重、长篇大论、行文却如云中漫步的《空间的生产》里程碑著作。而另一方面，甚至可以指出，卡斯特着重分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凯恩斯式福利国家的社会空间再生产，即聚焦都市冲突过程中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的界定，分析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角色，分析规划师的专业角色与规划话语的意识形态再生产作用。但后来，卡斯特改变了受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影响的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空间理论取向。1980年之后，后结构主义同时强调结构化过程与社会作用者（social actors）主体性对空间意义，其实与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列斐伏尔理论取向殊途同归。某种层次上甚至可以这样说，由于共享葛兰西主义的实践角度，他们在认识论层面的分歧已经没有早期1960年代那么显著。面对当下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或者说，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的挑战，他们之间还有多少分歧继续再坚持着?

(1)呼捷玛斯即俄罗斯高等艺术暨技术学院，被认为是“俄罗斯的包豪斯”（Russian Bauhaus），是一所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艺术学校，尤其在1920年代一度成为至上主义、构成主义、理性主义这三个俄罗斯先锋派艺术与建筑运动的中心。该学院1920年9月由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创立，是一所国立艺术技术学校，共拥有八个学院：五个技术工坊（木工、金属、纺织、版画制作和陶瓷）、三个艺术工作室（绘画、雕塑和建筑），学生达数千人。

(2)借取尼采的措辞，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1883-1950）提出的“企业家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等的重要观点。在他看来，“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事实。

(3)“都市化”在大陆常用术语为“城市化”，英文为urbanization。但urbanization已充满意识形态偏见。举例而言，发展中国家的都市化，被称为“依附型都市化”(dependent urbanization)以区分西方既有的“都市化”(urbanization)提法。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学界多将其翻译为“城市化”，避免“都市”一词，是1950年代的政治考虑。“城市化”作为学术研究的分析术语并不妥。譬如说，哈维将urbanization改造为都市过程(urban process)，卡斯特则将其改造为都市与区域过程(urban-regional processes)，用意都相同。至于列斐伏尔，他关心由“城市”(the city)到“都市”(the urban)的深刻历史转化。正因为列斐伏尔与卡斯特的理论措辞，我们在翻译上必须面对urban与city之间的区分，不能混为一谈。参见夏铸九.由马克思主义重新发问:重构认识都市中国的起点假说[C]//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全国都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南京:东南大学.2020.

(1)网络都市化(networked urbanization)是研究信息社会的社会学与都市社会学者的术语，这一术语被用于分析1980年后大陆特殊的工业化与信息化并行历史过程的“都市化”。原出处可见CASTELLS M.Networked urbanization:the metropolitan region as the urban form of the network society,implications for China[C]//信息化条件下中国都市化发展的选择.北京,2014；夏铸九.理论重构:由城市区域到都会区域[C]//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台湾地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第五届海峡两岸经济地理学研讨会-经济地理学的创新发展.南京,2014。

(1)这是十分重要的科技，如土木、水利、环境、防灾与都市韧性、尤其要包括信息工程与技术、云端信息库等等。

(2)针对“技术”的问题，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就资本的逻辑，提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古代中国有着卓越的技术（当然包括营造技术）和组织创新，但是无论是技术还是组织创新却都未能扩散或延续。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出现了推动技术和组织持续创新的动力。马克思认为，这种力量始终伴随着资本增值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它是在资本主义对相对剩余价值的永恒求索中塑造的。……竞争越是激烈，越有可能出现跨越式的创新。”[7]168,[8]107-108

(1)在这种对历史的侵蚀与遮避(the eclipse of history)中，建筑对象成为客体，随手摆弄拼凑(bricolage)[15]15。

(2)吕西安·费夫贺（1878.07.22-1956.09.11），法国历史学家，与布洛克同为年鉴学派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