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城市规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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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是社会主义农业对工业的一定的支援,是国家积累的一种形式”[2];“196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工业化积累的外部资本来源完全断绝,迫使中国在工业化初期就必须将工业化完全建立在内部的积累上。此时,中国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来源只能是中国最大的传统产业——农业。利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是当时中国孤立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的唯一选择。”[3]

①“1998年的住房分配货币化(加之户籍放宽、土地使用权出让、中央地方分税等一系列相关制度的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景观,释放出了几十年积累的‘库存’,导致全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然而,这只不过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向我们暗示了制度进步释放出来的巨大隐形财富。”[5]

②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18亿亩耕地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

③即120万km2,相当于英伦三岛国土面积总和(24.5万km2)的5倍多。

④1998—2006年,我国因各项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以及自然灾害侵毁的总耕地达1 119.46万hm2,虽然同期开发复垦增加耕地328.81万hm2,但增减相抵,耕地净减少790.65万hm2,年均净减少87.85万hm2(相关数据根据国土资源部各年国土资源公报整理)。并且,相关研究进一步表明,我国实际的耕地面积减少量远大于统计数据[6]。

⑤1996—2007年,我国单位粮食产量从4 894 kg/hm2增加到5 320 kg/hm2,年均增长7.9‰;而同期的粮食总产量却只从4.51亿吨增加到4.56亿吨,年均增长率仅1‰,为单位产量增速的1/8。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⑥例如,在对昆山土地利用情况的综合分析中,研究发现1987—2000年间,昆山市水田斑块数量增加了一倍,并且最小斑块面积由1.36 hm2缩减到0.36 hm2。此外,西安、辽南、深圳等地近年来也出现耕地破碎情况[7-10]。

①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②从区域范围来看,在辽宁南部地区,受地理与经济因素影响,大连东南沿海地区、营口西部平原地区耕地较多;而渤海湾沿海地带由于城镇建设和工矿用地的扩展,耕地侵占严重[8]。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受资源与气候条件的影响,我国耕地的重心正逐渐向北方移动;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变化来看,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耕种区域则呈现东西分异的现象[11]。

③据统计,我国已经有1/3的省人均土地面积小于1亩,1/3的县人均土地面积小于0.8亩;这个数据已经低于联合国确定的土地对人口的最低生存保障线。亦即在我国1/3的地方,人地比例关系已经使土地连维持农民自身的生存也不足了。[12]149

④在城市土地市场中,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价高者得”是一个基本的分配原则。土地的所有者会把土地给出价最高的业主使用。各种使用者的市场租金梯度线构成了城市的土地价格曲线。使用者由于生活通勤成本与生产运输成本均随着距工作与市场中心距离的缩短而下降,所能支付的土地租金便相应上升。因此,土地价值便随着与城市相对距离的缩短而不断增加。[13]304-310

⑤由于农业单位面积上的收益远远低于城市用地。因此,在杜能环理论中因区位变化影响农业收益的交通运输成本在此对农业用地生产利润的影响被忽略掉。在竞租价格曲线中,区位对其影响也相当平缓,理论分析常常把其近似划作一条水平直线。[13]189-192

①通过对西部几座中小城市的调研,笔者发现在实际生产中,将一亩地用作粮食生产,通常产出价值在千元左右,扣除生产成本,即使加上国家补贴,利润也仅在百元徘徊。而随着城市规模的差异,城郊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后,土地拍卖价格可达到千万、百万、十万元不等,扣除成本,其利润仍旧维持在同一量级水平,达到单位面积农地利润的数千倍至数万倍。

②即土地经营者所拥有的土地经营使用权年限与其通过各种生产方式完成对使用权年限内土地利用的生产周期的比值。

③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土地开发使用权年限通常为40、50或70年,其开发周期一般为3~5年,则折现率通常可达到8~25倍。

①最直接的表现即:在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规划编制中,政府并不是因为有多少实际的城市人口增长而相应地安排土地;而为了卖出多少土地而编造相应的人口与城市化率指标。

②“从调查情况看,有些县级地方财政收入的20%~30%来自于土地出让收益。有些典型镇政府预算外收入的80%来源于土地出让收益。”[12]437,440

③主要是代际公平。

④所谓平衡状态,并不一定指种粮与地产开发在同一块土地上能够产出同样的利润回报(这是不现实的)。前文分析中已指出,现行两种土地利用方式的利润率实际相差无几,只是由于投资密度与回报效率的悬殊才导致经营者在选择上对后者的偏好。因此,只要粮食生产的利润率能够在机制作用下持续提高,与空间生产相比有一定的竞争力,即使绝对利润仍比后者低,也能形成一种经营者对土地利用的考虑逐渐转向的态势。因此,所谓的平均利润机制的作用应理解为一种趋势的转向,即度的问题,而非量的绝对平均。

⑤虽然,从近年的情况来看,粮食价格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基价过低,粮价缓慢持续的增长仍无法刺痛大众在追逐金钱的高强度紧张状态中早已麻木的神经(直至近两年农产品价格井喷式的暴涨,才引起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⑥“所谓国家生产性支出,指的是债务融资支出无需额外抽税,也不会对国库造成额外负担,但前提是支出要有‘生产性’,并且能促进经济活动增长。国家出资的公共工程至少原则上可以协助吸收剩余的资本与劳动力,在不额外增加纳税人成本的条件下维持充分的就业,以此产生经济增长。”[1]139

⑦1978—2009年,我国城市化率以年均1.5%的惊人速度增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⑧业主一次性买断70年使用权,原始购买价格因城市日后品质的整体提升而拥有巨大的升值空间。

⑨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货币与信贷政策的松紧带进行调控的手段并不能解决土地进入市场后不同产出方式巨大利润势差的根本问题,仅仅调节了巨额土地增值收益在个别部门或利益集团间(信贷部门、地方财政以及地产开发者)的利益分配。而2008年底推出的4万亿“羊毛”(出在羊身)救世计划以及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刺激措施,更是明显的“生产性支出”行为,彻底破坏了土地市场整体平均利润的形成。

①气候温润地区,适宜农作物生长,复种指数高;地势平坦地区,作物覆盖率高,有助于农业集约化经营;土壤类型丰富地区,适宜多种作物生长,具有杂粮优势……以河北省为例,相关研究表明,河北省农业用地生产率指数呈明显的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邢台、邯郸、唐山、秦皇岛等市范围内农地生产效率明显高于张家口、承德、保定、衡水等市[15]。

②以西安地区1978—2003年间用地变化情况为例,相关研究表明,25年间,沿铁路、国家与省级公路干线,0~2 km、2~4 km及4~6 km三段缓冲区内,耕地及其他农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换的趋势,随着与主要交通干线距离的增大,而显著下降。距离交通干线2 km与6 km范围内,由于城镇扩展占用的耕地分别占区域耕地侵占总面积的60.24%与89.67%[9]。此外,深圳市1988—1994年间,城镇建设蚕食农田的现象随着距交通干线及CBD距离增加而显著下降[10]。

①土地流转的根本目的,并不旨在发展农村经济,而是希望通过粮食生产效率的提高,挤出更多农村剩余劳力,加快农民离土离乡的过程。因此,可以认为土地流转仍是从城市利益出发,驱策中国城市化加速和解决城市粮食保障供给问题的一种手段。因为,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的行为足以证明:从财富积累的角度而言,政府已经找到了另一条更有效率的渠道。农业,就此成为了数字化时代政府眼中的鸡肋。但终有一天,我们会被鸡肋卡到喉咙。

②靠土地流转后的规模化经营。

③借助市场选择确定土地利用方式。

④我国快速城市化之初,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约为三七开(1987年我国城市化率为25.3%,1997年达到30.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⑤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之初,在传统小农经济体制下,我国粮食总产量中的70%基本是小农自给自足,用作商品供应的量自1984年以来长期占总量的30%~35%[12]246。

①尽管国家严令农地流转只能在农业生产范围内进行,但当空间生产的效益足以在支付相关程序违规(甚至违法)操作的成本后仍有高于农业生产的利润回报以及土地进入市场后在空间生产条件上的无差别性(即农用地与建设用地,从工程条件而言,用作空间生产并无本质区别),决定了土地一旦进入市场,便很难通过政策规定控制其使用方式。

②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各地纷纷根据198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案中“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开始在城市中推行土地制度改革至今。

③当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两年4万亿投资计划在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委会议上出台后,2009、2010年我国土地出让金便分别达到了1.59万亿元与2.9万亿元的历史高值(总计近4.5万亿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指数研究院)。天意也好,巧合也罢,如此偶合的数据已然暗示人们: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拉动空间生产的投入,必将以住房价格上涨的形式以及随之引起的通货膨胀而重新转嫁到市民身上。

④中西部尚在沉睡中的万顷农田“荣幸”地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

⑤虽然政府一直将前者(2亿人:目前农村剩余劳力的数量)视为可能造成动乱,威胁国家安全的最大心腹之患,但如果后一幕景象真的发生(粮食安全危机爆发),巴黎革命与太平天国运动则将在21世纪中国的城乡同时上演。

⑥在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素有天父地母的认知传统;而同样,在西方文明谱系的源头,古希腊诗人墨勒阿格(Meleager)也把大地比作万物之母。

①在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刻,我国通过“生产性支出”扩大空间生产的范围,拉动了内需,解决了就业。这一方式与资本主义世界在1929年大萧条时期销毁商品和二战期间通过战争及战后重建来消化过剩资本与劳动力的方式并无本质区别,只是规模与形式不同而已。

②事实上,这种切割已经开始,我们与自然、与社会、与家庭以及生长的那片土地的关系都已不再似过去那样紧密而富有情感,但却并没有人因此而感到疼痛。因为欲望的咖啡因使人麻木,因为目前这种集体投机的行为最终损害的是下一代人的利益。

③“Land is the only thing in the world worth working for,worth fighting for,worth dying for.Because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lasts.”——Gone with the Wind.

④是孕育生命和希望的土地,不是资本化的空间商品。

⑤那将意味着除了蓄意破坏重建,过剩的资本与劳力将再没有释放的空间;同时,全人类也将面临因没有耕地而无法生存的窘境。届时国家唯有回到用暴力的方式,重新启动财富增长与分配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