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城市规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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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Settlements.The Vancouver Declaration on Human Settlements[Z].Vancouver,Canada,31 May to 11June,1976.

(1) 2015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塞特著作集》,首次以文集的形式系统全面地公开了塞特不同时期的短文和会议讲话[1]。

(2)加泰罗尼亚现代建筑艺术家和工程师团体(GATCPAC:Grupo de Artistas y Técnicos Catalu?a Para la Arquitectura Contemporánea)是西班牙现代建筑艺术家和工程师团体(GATEPAC:Grupo de Artistas y Técnicos Espa?a Para la Arquitectura Contemporánea)的一个分支。

(3)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Congrès Internationaux d'Architecture Moderne)1928年在瑞士拉萨拉兹(La Sarraz),由勒·柯布西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阿尔瓦·阿尔托和西格弗里德·吉迪翁(Sigfried Giedion)等来自8个国家的24人组成的团体建立。1959年奥特洛(荷兰)会议宣告协会停止活动,期间共举办过11届会议。

(4)塞特于1953-1969年担任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SD: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院长期间首创了城市设计研究生专业。塞特领导下的GSD从1956年开始主办美国城市设计会议,一直持续到1981年的第13次会议。

(1)圣迪耶和巴西汽车城：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巴西汽车城强化了步行系统。巴西汽车城与其后的昌迪加尔行政中心、巴西利亚中心的人车体系更加近似。

(1)奠基之父(founding father),埃里克·芒福德语,王伟强译。文中用了引号,显示并非芒福德原创,而是他所引用的权威评论,或是学术圈共识,但文中出处不明[5-6]。

(2) GATCPAC于1930年10月25-26日创立于西班牙萨拉戈萨市的格兰酒店(Gran Hotel)。之前,塞特已经和他的朋友们面见了巴塞罗那市长马西亚,争取了他的支持。“他将要成立一个国家层面的团体,是基于加泰罗尼亚倡议(Catalan Initiative,详见137页注释(2)的西班牙团体”。人们今天能看到GATCPAC成立时的签署文件,用加泰罗尼亚语写明了团体的原则和行动计划,签名的顺序是Sert,Illescas……塞特排在第一位。该文件于1936年公布[2]。

(3) 1928年CIAM瑞士会议形成了《拉萨拉兹宣言》,构成了国际建协最初的纲领和“简化”理念。宣言的第二条,“经济效益的观念并不意味提供最大商业利润”可以解释为CIAM倡导普通、简化、低端和利润低廉的建筑产品,是福特主义的低利润和大规模生产。与之相反,高端产品是追求最大利润和有限产量。这一条显然是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有限情况下的选择。第三条,“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从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总量角度看,而不是单一的企业角度)是总经济处在贫困状态下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理念下,现代建筑中引入标准化和工厂化的做法,则是追求建造过程中的“简单路径”。此后所做的大量努力也是围绕着这一理念的结果。同时,1928年会议将主要议题定为“建筑(是与人类生活演变和发展紧密相连的人的基本活动)”,而不是“建筑学”,体现出现代建筑注重建造和实际,反对理论甚至建筑文化的明显倾向(尽管建筑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和经济影响),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理论上的简化”。认为建筑的质量不取决于工匠的技艺和建筑师的所思所想,而是合理化的生产方法。

(1)马拉尼翁提到,“通过我们科学家的科研、艺术家的创作、政治家的行动、作家和教师的持续劳动,我们联合起一个相同的施政信念,我们需要一个统一而多样的西班牙,联邦的和现代的。”[2]

(2)加泰罗尼亚20世纪初的“新世纪风气”(Noucentisme):1920年代,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当权派开始在巴塞罗那大量兴建剧院和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同时发展加泰罗尼亚语等地方文化特色,强调一种“理想化的加泰罗尼亚”(ideal Catalonia)风气--自由、民主的文化概念。有关学者在对比了同时期类似一个西班牙语概念“modernismo”--现代性时,认为“新世纪风气”是对现代性的否定和拒绝。这些文化气氛催生了随后的GATCPAC,也造就了塞特的关注市镇设施设计、重视传统文化传承等主要理念。

(3) CIAM布鲁塞尔会议的理性和经济性的观点：格罗皮乌斯在布鲁塞尔的报告“低层、中高层或高层建筑”(Low-,medium-or high-rise building)中反映出类似理念,认为讨论城市规划和形态问题的理性理念,要围绕“工人住宅适合高度的间距等经济性问题”。

(4)塞特的原话是“即使是机械师,也不会在场所设计中使用毫无意义的方案”(Would not Sert have said that places should be considered without applying formulae had no meaning even if they were machinist),意指斜向大道的景观意义[2]。

(1) CIAM第二阶段后的变化：弗兰普顿认为,“雅典宪章虽仍然具有早期国际建协教条主义特点,但已经开始变得开放一些,具有新资本主义特点,是一种‘问答式’的”。所谓的“问答式”,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而非纯粹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1937年第五届国际建协巴黎会议上,类似的趋势进一步发展,教条主义进一步弱化,会议主题是“居住和休闲”,并关注历史建筑的价值,同时也承认地方文化和城市所在地区对建筑的影响。而本文看来,这一点(地方文化和现代建筑国际式的分歧)正是后来的以史密森夫妇为首的“十次小组”(Team10)同CIAM很多矛盾的来源之一,也是塞特不能妥协的地方。

(2)塞特同现代派建筑理论家吉迪翁,以及原为建筑师,后来成为立体主义画家的法国人莱热(Fernand Léger,1881-1955)三人合著的文章,是一篇仅四页的短文。

(3)弗兰普顿将CIAM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前三届,1928、1929和1930年。指导思想处于德语国家“新客观”左派思想统治下。第二阶段为1933-1947年,处于柯布西耶个性的统治之下,有意识地将工作重点转向城镇规划。从1947年桥水会议和塞特上任后,弗兰普顿认为国际建协由此开始了第三阶段。”[7]

(4)原文是：He argued that the CIAM 8“accent on interrelationships of functions was already in the core”,which had added“a new and basic chapter”to the Athens Charter.[5]

(5)塞特在主席任内完成了12项拉美城市规划和市镇中心设计：(1)巴西汽车城,1944;(2)秘鲁钦博特(Chimbote)规划和市镇中心,1946;(3)秘鲁利马安提瓜(Antigua,Lima)规划和城镇中心,1947;(4)哥伦比亚图马科(Tumaco)规划和市镇中心,1948;(5)哥伦比亚麦德林规划和市镇中心,1948;(6)哥伦比亚波哥大规划和市镇中心,1949;(7)哥伦比亚卡利(Cali)城市规划和市镇中心,1950;(8)委内瑞拉皮亚尔城(Ciudad Piar)规划和市镇中心,1951;(9)委内瑞拉奥尔达斯港(Puerto Ordaz)规划和市镇中心,1951;(10)委内瑞拉波莫纳(Pomona)规划和市镇中心,1951;(11)古巴金塔帕拉蒂诺(Quinta Palatino)规划和市镇中心,1954;(12)古巴哈瓦那规划和市镇中心,1955。尽管这些项目为拉美国家带去了大量先进的城市理念,却无一建成,导致塞特反思大尺度规划项目对于建筑学领域的实践意义,从而更加关注小尺度和更具实施意义的市镇中心设计[2]。

(1)塞特在1957年克利夫兰一次会议上批评美国汽车社会的问题,谈到：“近年来,人们开始仔细研究导致这些汽车城市问题的原因。其中主要原因是缺少远见。这将关乎1.27亿人(美国当时的人口数量。--作者注)的生活。这应归因于政府的失职,任由城市蔓延,误认为规模越大越好,或蔓延等同于繁荣……这种放任的态度还要持续多久？今天,美国马路上行驶着6 000万辆汽车,而1930年只有2 600万辆,而我们还在梦想着1975年将会超过1亿辆。你可能会问,谁在乎2000年将要发生的事情呢？但你是否想过,只有43年了！”[1]

(2) CIAM给所谓的建筑学背景的规划师的定义是：“能在城市理论框架中组织各(城市)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的人,而不仅仅是关注所有局部设计”(“architect-planner”as defined in CIAM:Someone who could organize the“mutual relation of parts”involved in urbanism instead of focusing on the design of any individual part)。

(1)第一代现代主义建筑师柯布西耶、密斯纷纷退出时代舞台后,塞特作为CIAM主席,是协会中所剩不多的早期现代主义思想倡导者,他同当时崛起的年轻建筑师显得格格不入。而在CIAM内部与塞特理念相近的人,较多是他的哈佛大学同事,如吉迪翁、格罗皮乌斯、蒂里特(Tyrwhitt)(四人文化背景依次为西班牙、瑞士、德国和英国)。因此,年轻一代建筑师,如“十次小组”骨干范·艾克抱怨说,当时的CIAM被哈佛大学占领了。但在1956年CIAM会议中,塞特在卸任讲话中为自己的哈佛大学背景进行了辩护。他明确阐述了当时CIAM核心成员所具有的国际化特征,而非仅仅属于哈佛大学[1]；相比而言,“十次小组”在这方面就显得不足。

(2)艾莉森·史密森、彼得·史密森、范·艾克、卡迪利斯、雅各布·巴克玛、沙得拉·伍兹、约翰·沃尔克[7]。

(3)二战后,丹下健三以一个新人的姿态出现在CIAM,同“十次小组”成员一样,被认为是旧有体制的挑战者。但丹下健三此时在日本已经是知名建筑师,具有日本国内权威的话语权[7]。史密森夫妇对丹下健三结合了日本传统和现代建筑形式的香川县厅舍提出批评,认为“这在日本的特定历史和社会中也许有意义,但对其他建筑师来说却不具备必然性”[1]。什么是史密森夫妇所指的“对其他建筑师具备必然性”的文化？显然仅有欧洲文化最为典型。这体现出他们执掌下的CIAM排斥欧洲以外文化的问题。

(1)由巴克玛与斯托克拉(J.M.Stokla)合作,1959年提交到CIAM大会的肯纳默兰方案遭到了丹下健三的质问。丹下怀疑巴克玛作为“十次小组”领袖反对老一代现代建筑师理念的真实性。丹下本身赞赏老一代的现代建筑理念,认为他们理念和建筑实践是统一的；同时,丹下也从巴克玛方案中看到更多与老一代建筑师的类似性,而非“十次小组”倡导的创新。巴克玛也的确承认该设计是借鉴了奥普堡(Opbouw)的潘德莱赫项目(1949-1951年)和亚历山大·波尔达的项目(1953-1956年)。弗兰普顿对此评论认为,丹下和巴克玛都是坚持以柯布西耶理性主义为出发点的。弗兰普顿赞同丹下的怀疑,认为巴克玛的肯纳默兰方案来自恩斯特·梅和阿瑟·科恩等德国规划师发展起来的抽象的“邻里”概念(恩斯特·梅等人都秉持1920年代的早期现代主义理念,甚至是现代主义之前的理念)。因此巴克玛作为反现代主义的“十次小组”首领的创新性质,或许正如丹下所言,名不副实且令人怀疑。

(2)“十次小组”领导下的CIAM仍然围绕欧洲中心,采取小型会议,关注建筑设计和创新；而塞特通过GSD城市设计和伊朗国际建筑师大会,发展城市设计和人居理念。谈及“唯独CIAM本身没有延续现代建筑运动”,因为CIAM在1959年就被终止。

(3)彼得·埃森曼在谈到“十次小组”作为一种“抵抗性组织”,在成功后终究又会转变为体制(即类似于CIAM的权威性组织),于是又会出现新的抵抗组织。因此,此时的国际建筑组织会形成这样的自我否定的循环。“十次小组”的排他性和小规模特点,被当时大量模仿。埃森曼就曾参与创立了纽约“环境研究建筑师委员会”,模仿“十次小组”方式运作,举办过10~11次会议,此后又参加了1973年米兰三年展、“理性建筑”(La Tendaenza)建筑运动和纽约五人组[10]。

(4) 1956年卸任主席后的多年里,塞特仍然坚持CIAM的工业化理念。他参与了伊朗《人居宣言》的制定,在第二届伊朗建筑师大会上,引用四年前的会议决议：“首先,它(建筑学)是人类环境的创造,这是我们的首要目标。规划和建设的技术,以及整个国家的工业化,都必须以这个目标为指导”。塞特建议伊朗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尝试更多实验性做法,将用于汽车、飞机及各类机器的标准做法,应用于城市建设和建筑设计中；研究新型实验社区,尝试预制方法；在国家层面制定标准,应用于整个社区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道路等。“随着新社区的形成……一个新的视野可以为你们的人民敞开。你们可能是工业化建造的国家,在美丽的建筑历史上,最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视觉图景；自然、人和机器将聚集在一起,为和谐的环境做出贡献”[1]。

(1) 1957年,塞特在克利夫兰召开的美国建筑师协会会议上作了题为《人的比例--城市的尺度》的报告,总结了1956-1957年两次GSD会议的城市设计理念,形成了塞特的“美国的新城模式”理念,包括社区、城镇和大都市等多种尺度共存的城市星云(urban constellation,不同于树状结构的复杂结构)、各级城市中心及其尺度差异,以及城市空间尺度和精细比例等[1]。

(2)当时美国社会对郊区作为改善城市环境的良药的观点,在逻辑上是认为,尽管中心区环境差,但如果人们走出来,将抵达环境很好的郊区,这样在城市整体环境质量方面,糟糕的中心区和良好的郊区形成了“中和”结果。塞特认为,显然这种想法并没有认清中心区对于城市应有的价值[1]。

(3) 1957年6月23日,塞特在克利夫兰会上谈到,“二战后的繁荣,带来了出人意外的郊区发展和郊区的尺度,连绵的郊区填满了美国东海岸,从华盛顿到波士顿,像一片广袤的大城市连绵带。总计有600余英里(近1 000 km)长,2 700万人口,唯一不同的是密度,或密集,或松散。农业用地已所剩不多,这里差不多是世界上当前最大的城市区域。这些大尺度的城市区域没有形态,也缺少尺度。尺度的要素只存在于过去的城市,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前的城市,但它们都消失了,人类迷失在广袤的景观中。从特征上讲,这里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人们看起来也彻底无视决定他们生存状态的元素：出行距离被遗忘,人行道逐渐消失,所剩无几的步行系统被封闭,警车停靠在富裕的乡村住宅前”[1]。

(4)塞特1957年在克利夫兰会议上发言：“古埃及或者古希腊的生活,同我们今天在本质方面差别很小。人类的脚步、视角或头部转动如此；我们对极端温度、噪音或所呼吸的空气的反应都是人类本性的永恒因素；在我们的生活周期中从童年到老年的变化亦如此；需要睡眠和休息、爱、休闲和运动、人际关系、与人直接接触。对于人来说,支配我们生活的二十四小时周期是基本的和永恒的,恰如没有一颗原子对撞机能取代一棵苹果树！”[1]。

(5)地中海学者,不论是建筑师还是哲学家,都习惯于使用“operative history”一词。意大利城市形态学学者穆拉托里将其解释为“可以指导具体设计实践的历史理念”,并将此概念作为意大利城市形态学的基础概念[11]。认为城市形态学领域中的历史概念,不应仅限于考证、叙述等“描述性”或抽象内容,而应是确定、具体和可指导实践的。基于这样的含义,本文将其译为“可以古为今用的历史传统”也更加接近于这一概念的最初意思。

(6)塞特在伊朗会议谈及CIAM时的原话：“It was curious to note that many of the subjects discussed at the CIAM gatherings were still controversial,[even]after the many years that had elapsed.”[1]

(7)原文为：A working tool suitable for use by all the decision makers involved in the shaping of the human habitat in time and place[12]。

(8) 1974年伊朗会议委员会成员：宣言的署名主席团名单依次为塞特、加拿大建筑师萨夫迪(Moshe Safdie)、印度建筑师多西(Balkrishnan Doshi,2018年普利茨克奖得主)、卡迪利斯(“十次小组”成员,法国建筑师)、伊朗建筑师阿德兰(Nader Ardalan)。

(9)哈佛大学所在地。

(1)在1970年第一届会议“传统和技术的相互关系,从一个全新视角审视建筑学的艺术性”的主题基础上,由伊朗城市发展和住房部(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主办,于1974年9月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古波斯帝国都城之一)召开了第二届伊朗国际建筑师代表大会。共75人参会,其中30人为受邀的国际顶尖建筑师,包括：美国的贝聿铭、彼得·布莱克(Peter Blake)、O.·昂格斯、塞特、索尔顿(Jerzy Soltan)、P.索拉里和拉尔夫·雷普森,加拿大的亚瑟·埃里克森、莫什·萨夫迪,奥地利的汉斯·霍莱因,法国的乔治·卡迪利斯、米歇尔·艾柯夏(Michel Ecochard)、扎瓦若尼(Otello Zavaroni),德国的汉恩(Walter Henn)、利贝尔·舍尔哈赛(Liber Schelhasse),意大利的莱昂纳多·贝纳沃罗、G.L.夸里尼、布鲁诺·赛维,英国的詹姆斯·斯特林,西班牙的F.·坎德尔,丹麦的J.·伍重,瑞士的多尔夫·施恩布利(Dolf Schnebli),希腊的道萨亚迪斯,日本的丹下健三、菊竹清训、槙文彦,印度的巴克里希纳·多西、R.·赛比克西(Ranjit Sabikhi),阿联酋的哈桑·法赛,苏联的乌森诺夫(M.Usseinov)。第二届会议的主题是“工业化进程中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在国家中的地位”(The Rol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in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会议认为,工业化带来了社会行为的变化,又进而反过来影响建筑和城市的形态。但“仍然应在保持现代建筑(方法)的同时,保持人的地位和尊严”(It is still possible to direct the modern architectural methods in such a way that would preserve the human status),“城市扩张和大尺度综合性建筑建设的同时,仍应避免对自然环境的侵蚀和对城市地区原来网络的破坏”(The expansion of the cities and the springing of great urban complexes should not result in the erosion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destruction of the original networks of the urban areas)；“对传统建筑样本的留存是对人类尊严尊重的象征,也是建筑学思考的基础”(The symbols of respect for the human prestige should be the basic foundation for the architectural way of thinking)[12]。

(2)塞特在人居法案中强调的八对平衡：(1)公与私(the communal and the private);(2)住宅及其基本配套(dwellings,supporting services)和各类舒适设施(amenities);(3)人和汽车；(4)建筑和开放空间,或人和树；(5)主动娱乐和被动娱乐,或静与动；(6)自然赋予和人工制造；(7)低层和高层建筑,或水平行走和垂直电梯的交通组织；(8)新技术与古老传统建构方法,合理运用传统会创造具有文化延续性的新感受。八对平衡的最终目标是获得平衡和谐的生活方式[1]。

(1)表中塞特各项国际活动时间跨度的界定：按照赛特作为主导者的时间跨度界定,如塞特在1947年之前也参加CIAM,但作为主导者应从他1947年担任主席开始算起；另外哈佛大学城市设计会议一直延续到1981年,但从他1969年卸任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院长开始,他要兼顾于伊朗人居议题,尤其是其中形成人居法案草案的两年。可以看到除了二战期间,塞特的国际建筑活动是连续而紧密的,同时也在不同主题领域中拓展延伸自己对城市的理解。